开幕式上的难民代表团:有人落水游过大洋、有
2016年里约奥运会开幕式上的难民代表团 / 网络
继2016年里约奥运会之后,开幕在即的东京奥运会将成为第二次有难民代表团出征的奥运会。组织起这样一支特殊队伍,争夺奖牌之外的意义更为重大:让世界
国际奥委会在获得奖学金计划支持的55名难民运动员中挑选出了散落在14个国家中的29位,组成了参与本次赛事的队伍,他们将会在12个项目中的24场赛事中竞技。这些运动员主要来自叙利亚、南苏丹、厄立特里亚、阿富汗和伊朗等11个国家。上一届的里约奥运会的难民代表团共有10人,其中五名来自南苏丹,两名来自叙利亚,两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还有一位来自叙利亚。
受疫情影响,难民代表团的东京之旅从一开始就风波不断。在抵达东京之前,其中26名难民运动员先去了卡塔尔的多哈接受训练。就在7月14日,由于代表团中有一名官员确诊感染新冠,26名运动员、16名教练和10名官员被迫留在多哈接受观察,推迟前往东京的行程。所幸于上周日他们已获准启程,于20号抵达成田机场,23日将在奥林匹克旗帜下紧随希腊代表团在开幕式上第二位出场。
南苏丹选手洛科尼恩:光脚跑进奥运村
罗斯-纳蒂克-洛科尼恩 / 网络
此次参赛的难民代表团中,就有参加过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老面孔——难民队旗手,26岁的罗斯-纳蒂克-洛科尼恩(Rose Nathike Lokonyen),来自南苏丹,现居住在肯尼亚,会参加800米比赛。洛科尼恩的经历颇具传奇和励志的色彩——村庄被袭击而逃离南苏丹的时候年仅八岁。来到肯尼亚西北部的卡库马难民营后,洛科尼恩开始在学校比赛中崭露头角,并在奥委会来到卡库马营地选拔的时候赤脚跑赢了比赛。2015年,她入选由前马拉松运动员特格拉-罗鲁普创建的难民培训中心。后来加入世界田径队,在2017年和2019年的国际田联世界锦标赛预赛中拿到第八和第七名的成绩。
在赶赴奥运集训之前,洛科尼恩的训练条件十分有限。由于疫情扩散,肯尼亚关闭了全国的训练场所,洛科尼恩只能回到她在居住的难民营,那里现在大约生活着20万人,也是非洲最大的难民营。同时白天的高温和疫情下政府宣布的夜间宵禁都大大缩减了她的训练时间。
以独立运动员身份参与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马拉松运动员Guor Marial也是一名从苏丹出逃的难民,当时新独立的南苏丹还没有奥委会。从十年前开始的这场长达二十余年的的内战牺牲了250万人,可仅在2011年独立后两年,这个国家再次陷入内战,和苏丹的边境也摩擦不断。在过去的十年里,成千上万的南苏丹难民逃往联合国民用遗址保护组织或者邻国乌干达寻求庇护。对于洛科尼恩而言,参与奥运的作用除了促进外界对难民群体的认识,更是展现体育改变生活的力量。
叙利亚泳将:靠游泳偷渡捡回一命
尤斯拉-马尔迪尼 / 网络
和洛科尼恩一样第二次代表难民团参加奥运的还有来自叙利亚的游泳运动员尤斯拉-马尔迪尼。在叙利亚内战蔓延到全国之前,14岁的马尔迪尼已经是专业的游泳选手。她在2012年代表国家参加了国际泳联世界锦标赛(25米)。
在2015年,马尔迪尼为了躲避内战,和妹妹一起远走他乡,取道黎巴嫩,土耳其后乘船偷渡至希腊。在前往欧洲的过程中,她乘坐的充气船马达中途失灵,船开始进水,他们只能靠人力踩水三个小时使马达运转起来,最终平安上岸希腊,随后来到德国柏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马尔迪尼表示,是游泳救了她的命。在里约奥运会上虽然遗憾败北半决赛,但至少赢得了100米蝶泳的预赛。马尔迪尼认为,自己参加奥运会的责任在于结束对难民群体的污名化,并提醒人们现在“仍然有难民以非常可怕的方式非法越境”。
来自叙利亚的公路自行车运动员艾哈迈德-韦斯(Ahmad Wais)则是在2014年出逃,也是因为逃了兵役而成为叙利亚通缉犯,通过土耳其来到瑞士并得到难民身份,由于害怕被监禁和强行征兵,他已经7年没有回到叙利亚。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数以百万计的叙利亚难民已经变成了几十年来世界上最大的难民危机,目前有超过360万已注册难民仍留在土耳其,超过66万流亡约旦,24万注册难民住在伊拉克,13万在埃及寻求援助。这些流散到邻国的难民在新冠疫情中大量失业,陷入极端贫困。在黎巴嫩,每10个难民中就有9个正处于极端贫困。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在今年2月至3月调查了居住在埃及、黎巴嫩、约旦和伊拉克的3201名叙利亚受访者发现,由于缺乏安全保障,住所和经济来源,九成难民在未来12个月内不会返回叙利亚。
阿富汗自行车手:女人骑车,差点被石头砸死
阿里·扎达 / 网络
25岁的公路自行车手阿里·扎达(Masomah Ali Zada)将在女子公路计时赛(22.1公里的赛程)中与其他25名选手一较高下。这也是她首次参加计时赛。阿里·扎达早在16岁时就入选国家队,在2016年从阿富汗逃到法国。
她不仅因作为哈扎拉少数民族受到压力,还因为作为女性,她无法在阿富汗实现自己的运动梦想,甚至从小就被限制出外玩耍。由于在公共场合穿运动服骑自行车,她曾经被扔石块,被言语辱骂,收到死亡威胁。阿里·扎达告诉媒体,“几乎所有骑自行车的女性都有同样的经历”。她认为自己代表的不仅是世界各地8200万难民,还代表着被压抑的女性运动员。
在阿富汗时,扎达不仅自己投入自行车训练,还充当体育老师,带领了一群女性投入自行车运动,这也造成了当地保守派人士对扎达家庭越来越大的压力,并最终导致他们逃离了阿富汗。这位出生于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的女运动员不但投身于自行车,还擅长并热爱跆拳道,尽管所有这些运动项目在保守派看来都是大逆不道之举。
如今阿富汗局势再次陷入危局,但扎达依然保持乐观。在与国际奥委会的采访中她说,如果有一天回到阿富汗,她将在自己的祖国组织一场以恩师阿卜杜勒·萨迪克·萨迪奇的名字命名的、有男子选手和女子选手分别参加的自行车赛事。
“正如一句阿富汗谚语所说:'他们可以杀死所有的燕子,但他们无法阻止春天的到来。'”扎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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