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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有鸟飞不到的地方,但没有温州人到不

“地球上有鸟飞不到的地方,但没有温州人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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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人先”的精神,创造许多“中国第一”;


“敢文化”催生“温州模式1.0”,“温州模式2.0”任重道远;


“敢文化传承2.0”,温商踏上再辉煌之路;


“地球上有鸟飞不到的地方,但没有温州人到不了的地方”。

温州本来是一座三面环山、一面向海,交通不便、资源贫乏的小城、山城和边城。改革开放前,温州就是一穷乡僻壤。

一.首战告捷的“温州模式”

直到1978年,出现了转折,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大发展的“温州模式”开始萌芽,温州逐步踏上自力更生壮大壮强之路。

在“敢文化”的带领下,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建立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自己下海当老板;以血缘为纽带、以村镇为载体的家庭式小作坊开始在温州大量涌现!

到80年代中期,“温州模式”已初具规模:“小商品、大市场”的特征开始形成,各类专业市场快速崛起;抱团经营,自发组织的温州民间商会开始逐渐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民间资本雄厚、民间借贷网发达,支持温州民营企业发展的资金大多来自民间金融机构的短期借贷。

就这样,温州人凭着“敢为人先”的精神让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当时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第一个集资建造的机场(温州龙湾国际机场),第一条最长的公路桥(温州大桥),第一条股份合资铁路(金温铁路),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

90年代到21世纪初,温州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阶段,“温州模式”带来的经济发展速度与规模,引起全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关注。

二.根深蒂固的“敢文化”,催生“温州模式1.0”

人们常讲的温州人的“四个千万”精神,即“走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不怕千难万险,敢讲千言万语 ”的奋斗精神,就是“敢文化”的具体表现。温州人的“敢文化”一方面是长期的贫困倒逼出来的,另一方面是他们抱团取暖,通过修鞋、弹棉花以及销售小商品跑向全国各地了解社会与资源,认识市场与需求直接相关。

在上世纪70年代,会修鞋、会弹花的人全国各地到处都有,但很少有人敢于背井离乡,遥遥几千里走进大城市,靠修鞋和弹花赚钱和谋生。而温州人做到了,不仅敢于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而且敢于在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敢于在城市没有住处的情况下,进行生存。

“地球上有鸟飞不到的地方,但没有温州人到不

温州人借助修鞋、弹棉花的集体行动和万里之行,使他们较早的扩大了活动半径,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路,这对他们的创新、创业和由草根变成参天大树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这种“敢文化”,在陈定模和黄均瑶身上,更是被淋漓精致的展现出来。

当年中国不论走到哪都要用粮票,农村人没有粮票,无法进城打工和谋生。陈定模面对城乡二元结构,看到大批农民无法进城的窘境,就在龙港这个地方的荒滩上插上一块牌子,说这里要建一座农民城,要农民自理口粮,可把户口迁进五个村子为基础的“龙港城”,并通过自筹城市公共设施费,为入城农民提供水电和道路。而今天,龙港已经是一座高楼林立,汽车如流,市场繁荣的现代化新城,已经被中央批准为市的建制。


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温州既没有铁路又没机场,而1990年7月,温州机场建成后,有人承包了温州至杭州的飞机,因手续不全被关押17个月。而黄均瑶看到这种情况,为方便温州商人出行,更好利用机场这一要素,他决心再难也要包机,于是跑了几十个单位冲破重重限制,盖下100多个图章,实现了温州到长沙的包机,并开创了中国民营企业创办航空公司的先河。

正是这种绝不向困难低头,“敢吃第一只螃蟹”,敢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精神,催生了“温州模式1.0”,壮大了温州的发展。

三.任重道远的“温州模式2.0”

然而,温州模式发展的过程中,也有过迷茫期。

2000年左右,温州民间资本参与炒房,炒煤;


在资本市场的快速获利,让温州企业尝到了“快钱”的甜头,甚至有企业因此放弃实体经济,将大量资本用于投机套利;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国债危机的爆发,全球经济陷入低迷,大量依靠出口的温州企业受到了冲击;


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主要靠民间资金借贷运营的温州民营经济陷入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


2020年初爆发的疫情,温州沦为 “重灾区”,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热议,而以“敢文化”为核心的“温州模式2.0”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地球上有鸟飞不到的地方,但没有温州人到不

1.初见成效的“温州模式2.0”

在民间借贷危机后,温州人充分意识到“温州模式1.0”创造的辉煌正在逐渐成为过去。“温州模式2.0”才是必然出路!

从2012年开始,温州开始了一系列转型升级措施,打造“民营经济+现代产业体系+城市经济+网络化城市+政府依法而治”的“温州模式2.0”。

如,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发布“温州指数”;创建“两个健康”先行区;建立“一办七组四机制”;大力推进招商引资,鼓励温商回归;出台人才新政吸引广大优秀人才......

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型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至2019年:全市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3.2亿增长到5453.2亿,增长412倍;人均生产总值从238元提高到59306元,增长248倍;财政收入从1.35亿元提高到778.3亿元,增长575倍;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从497元,提高到51886元,增长109倍;农民收入从113元提高到25150元,增长222倍;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2.06:1,贫困现象全部消除。

这些天翻地覆的变化,都是对温州模式2.0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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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敢文化传承2.0”,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然而,由于整个大环境的不景气,温州在2019年上半年的发展中,GDP的增长率比全国低出1.1个百分点,有6万家企业,约占温州制造企业的20%,出现了停产和半停产,整个温州的发展遇上了从没有的窘境和艰难。这次疫情之初,成为“重灾区”的温州,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热议,而以敢文化为核心的温州模式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争议和质疑……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众多的,比如:

温州地价相对过高,增加企业扩展和招商引资的成本;


温州企业多而小,难以适应今天创新的大形势;


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为支撑的新经济相对滞后;


温州企业走出去的多,走进来的少,由于很多企业走向外地和外国,带走了资金,带走了人力,出现了像东三省一样的局部地方和企业的空巢化;


很多老板创业时有中小学文化水平,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快速推进,出现了互联网+的不适应;


经过40年改革开放,第一代创业人都已变老,富二代缺乏父辈的创业精神,很难像第一代创业者那样能以吃苦耐劳敢闯天下......

也正如很多温商的感触那样:

商二代不愿继承家里的产业,走出温州独自打拼。

走出去的温商,要么是留在一线大城市不愿意回去,要么是因为子女教育或自己生意回不去,而他们的子女自小便离开温州,脱离了温州文化的熏陶,怕也是很难融入温州。

当地的新一代年轻人,很多都不会说家乡话,学校的学生上课也是统一的普通话。而以前那种“隔山话不通,隔村音不同”,那种“出门在外吼一嗓子,就知道是哪个山头哪村人”的日子,也渐行渐远了,日后抱团文化恐怕也会少了这个强化剂。或许,这正是时代前进的代价,“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也成了上一代人的记忆。将来,更多的是同行数月,不知对方是老乡,只因大家都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这些,都是温州人遇到的现实问题,也是“敢文化”传承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四.“敢文化传承2.0”,踏上再辉煌之路

正如一位作家所讲,“地球上有鸟飞不到的地方,但没有温州人到不了的地方”。

进入新世纪后,温州人已在中国很多城市乃至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米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非洲最贫苦的地方等建起了众多温州商城。温州商会遍及各地,为各地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由260万温州人经营的温州店、温州街、温州村、温州城已经遍布中国,温州商贸城已在五大洲星罗棋布。

温州人也从鞋服、眼镜、打火机、低压电器、房地产等传统的生意中跳脱,去尝试各种不同的领域,比如文化产业。紧跟文化创意产业投资风口,在湖北创办了湖北武昌实验寄宿小学和十堰外国语学校,成了当地很“牛”的学校。为很多家长解决“为子女寻一所理想的学校”的痛点问题。

如今的温州,很多企业在经历了商业的洗礼后,褪去了往日的浮躁与繁华,回归平凡与淳朴。重新做回实业,埋头搞研发(闷声发大财),真正转向依靠创新实现转型。

在2019年12月,新闻联播用4分钟点赞温州,其中提到,在温州,超过90%的中小企业把钱投向研发,前三季度,企业的研发投入占比位居浙江省第一。

在2020年的1月份,公布的2019年度国家科技奖获奖名单。除了3家温商企业参与的重量级科技成果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二等奖外,还有两位温籍科学家分获国家科技奖。

也是在今年1月份,由乐清人周星增创办的上海建桥教育集团有限公司,成功登陆香港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挂牌交易。这是继温商企业嘉宏教育科技之后,又一家温商创办的教育机构成功上市......

转型之后的温商,在全世界各地,在各行各业,遍地开花。“敢文化”的传承,为其赢得更多美誉,也被越来越多人认可,温商身上也聚集越来多标签:有担当,实干务实,敢想敢干,侠肝义胆...

如今,“敢文化”也是被有意识的被传承着。

很多温州商人,不仅花重金送90后00后的子女去国外的高端商学府深造,有意识的带着子女出席各种商业活动,带他们开阔眼见,见识世面,帮他们建立人脉圈子......为他们今后的竞争打下坚实的人脉基础。

可以遇见的是,这次疫情后,温州人能够总结出一套快速响应的防范措施;而经过这次灾难的洗礼,温商的抱团精神会更加强大,而以“敢文化”为中心的“温州模式2.0”也会进一步取得成功。在不久的将来,东方犹太人的身影,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活跃,一如当年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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