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注定会在一起
昨夜，又把杨绛先生的《我们仨》翻来复读。
我以为在看第三遍的时候，会很平静的看完，不曾想看到“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这一句的时候，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终于还是被击倒了。
一个80多岁的老人先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爱女钱媛），又送走陪伴自己一生的伴侣（钱钟书）。
自此，以前当作“家”的寓所，对于孤独的老人来说，便是旅途上的客栈了。
正如她在书中写到“最后，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而5月25日恰好是杨绛先生去世四周年纪念日，想和大家介绍一下杨绛先生与钱钟书先生的爱情故事以及他们的生平经历。
1932年的春天，是杨绛与钱钟书的初次见面。
杨绛考入清华大学，二人在学校的古月堂前结识。
谁能料到第一次见面，钱钟书就说：“我没有订婚”，而杨绛立刻回应到：“我也没有男朋友。”
可能就是在遇见彼此的那一刻，他们方才相信了一见钟情。
后来，你来我往日久，杨绛写了一封信，只有一个字：怂。
这在一般人看来，不是什么好字的信，钱钟书却心领神会地回了另一个字：您。
“怂”这个字分开来看就是你心中有几个人，而“您”说的正是我心上只有你一个。
惊才绝艳的二人，表达爱情的方式也是如此的契合。
1935年，杨绛与钱钟书成婚。
就像钱钟书对杨绛说的那句：“认识你之前我从没想过结婚，认识你之后，结婚这事，从来没有想过别人。”
因为遇到良人，我们总愿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
杨绛与钱钟书结为伉俪，就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交相辉映。
其实，钱钟书身上充满了稚气，时常如孩童一般。
杨绛生孩子住院期间，钱钟书一个人在公寓里生活，常常闯祸。
有一次去医院看望妻子时，低着头一副呆呆的样儿：“我犯错误了，把墨水打翻了，染了桌布。”
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
钱钟书又强调是“墨水呀！”杨绛笑着回应：“墨水也能洗。”
第二天他又去了医院：“我又犯错误了，把台灯搞坏了。”
杨绛继续说，“不要紧，再去买一个。”
下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
杨绛还是没有责怪：“不要紧，我会修。”
可能正是杨绛的宽容大气，保全了钱钟书的纯真与痴气。
所以，钱钟书才能像个大孩子一样，在他和杨绛的婚姻围城里我行我素。
在写《围城》之前，钱钟书的名气并不如杨绛，很多时候，他只是“杨绛的丈夫”。
但为了帮助丈夫完成写作梦想，节省开支，杨绛不再另找女佣，自己做起了家务。
有人来访，敲开门，杨绛先生也不说话，寄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钱先生在读书，不能接见来宾”。
杨绛是如此的体贴，生怕惊扰了钱钟书先生读书。
所以钱钟书在《围城》的序里写到：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
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
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其实《围城》中最有名的一段话，当属：
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
婚姻也罢、事业也罢，整个生活都似在一个围城之中，人永远逃不出这围城所给予的束缚和磨砺。
但这段话正是出自杨绛为《围城》写的序言，一语道破“围城”真意，入木三分。
钱钟书听后大喜，评价说“深得我意”，对爱妻的敬佩、欣赏以及得遇知己的喜悦溢于言表。
杨绛于钱钟书来说，绝不仅仅只是爱人这样简单的存在，他曾深情地在短篇小说《人·兽·鬼》里写下这样一句话：
“赠与季康，（杨绛本名杨季康）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有人笑称钱钟书有“誉妻癖”，而能够遇到这样集三者于一身的杨绛，如此谬赞也并无不妥之处。
他们的关系大概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互相仰望，互相成全
而老年的钱钟书和杨绛夫妇就是一对相濡以沫的知己啊。
早在杨绛怀孕初期，钱钟书就曾表达过想要一个女儿的愿望。
并且因此说出了一句绝世情话：“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幸好天随人愿，他们喜得一女，名为钱媛。
文革结束后，生活终于明朗起来，钱钟书与杨绛搬进了三里河南沙沟寓所。
因为此前经历的沦陷区的种种艰苦生活，现在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再苦也甘之如饴。
钱钟书更是曾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可随后阿媛出国进修，又到英国访问半年，再后来一次又一次在国内各地出差。
每一次分别对于三人来说，都是牵心挂肠的离别。
但不管分分合合，三里河寓所对于杨绛一家来说，都像是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
他们闲来便一起把玩“石子”。
石子是杨绛和钱钟书为“生活琐碎小事”起的名字。
每三人有一人不在身边，其中一人便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
阿瑗回家后，杨绛曾出国，而钱钟书则详尽地记下家中琐碎，以及阿瑗的评语附识。
这些琐琐碎碎的事，被称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滞留海滩上的石子。
三人活在同一屋檐下，时常把玩石子，看书练字，各有各的天地。
只是现实还是如最开头说的那句话，“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1997年，钱瑗和钱钟书相继生病，66岁高龄的杨绛两头奔波照料。
杨绛先生说：“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1997年，钱媛去世，1998年，钱钟书去世，杨绛泪流满面：“现在我们三走散了，剩下的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
接连失去爱女和丈夫，杨绛先生把深情都投入到了《我们仨》这本书中。
她在书的第三部分开头讲：
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
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于是，一部记载了一个寻寻觅觅的万里长梦的回忆录完成了。
一场温馨家庭的相聚相守相失的人生旅途，山盟海誓的爱情，生死离别的愁绪。
读来却只剩干净纯透，温暖与真实。
只是如今，不知他们三人是否团聚了。
但有些人能走在一起是冥冥中注定的，上天会安排各种方式让他们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