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景不明？新冠疫情下的美国大学

文/ Ryan Boyd 译/龚思量

【编者按】疫情期间，有不少欧美高校通过利用Zoom等新技术或新应用开展线上教学活动。一些学者也在此时机抛出问题：线上教育是否会替代传统的课堂教育，而成为未来高等教育的主要方式。美来自国南加州大学的瑞恩·博伊德教授认为：看似平等且美好的线上教育，其背后蕴含着加剧学生之间的不平等的危险可能。贫困学生以及有色人种学生，并不能像精英学校的学生一样轻易地接受线上教育。另一方面，博伊德也表示了对目前高校体制中有关兼职教授缺乏保护和支持的现状的不满。新冠疫情期间，缺少稳定工作机会和支持的兼职教授所遭受的冲击远远大于已经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总之，博伊德对高校毫无顾虑地拥抱新兴技术充满疑虑，新技术是否会成为高校管理者控制“不服管教”的教授和“麻烦的”公会成员的手段？技术是否又将替代“批判性教育”成为高校未来的主要教育理念？这都值得学者、学生乃至全社会思考与警惕。

一段时间以来，除了 “精英”学校圈子在不断缩小，美国的高等教育界就没什么好事了。去问问身为历史学家和教授的凯文·甘农（Kevin Gannon）吧，他在《激进的希望：教学宣言》（Radical Hope： A Teaching Manifesto）中宣称（这也是该书的第一句话）：“在高等院校中教书一事，从未像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一样艰难。”而且，由于新自由主义紧缩预算的“扼杀”，学生的情况也很艰难：“在高等院校中，学习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困难。”尽管如此，执教群体仍被期望在智力上具有“变革性”；学生则好像应当被大学生涯塑造，并对此心怀感激。身处摇摇欲坠的帝国，在不断衰落的机构里，企业化的意识形态、标准化考试、学生贷款和庞大的兼职教授大军主导着现实，教和学都变得异常困难。

如果说甘农的辩论文章，是在用其厚重描述性的、特写式的、半民族志式的叙述，来力图揭露“越来越糟糕的”教学过程和校园生活，那么布莱恩·亚历山大(Bryan Alexander)的《学术的下一步：高等教育的未来》（Academia Next：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则是从3万英尺的高空来看问题，并试图找到将在未来几十年持续发挥影响力的大趋势。这些趋势看起来很严峻。在书的结尾部分，布莱恩·亚历山大分享了自己的灼见，“坦率地说，这些趋势大多描摹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甚至近乎黑暗的）近期或者说是中远期的未来”并且，“美国高等教育现在面临着严峻的选择：要么致力于实验性的适应和体制改革，这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人力和财力代价；要么面临痛苦地步入并不友好的世纪的处境。”

《学术的下一步：高等教育的未来》提出了一个令人感到可怕的担忧，“在一场大流行病袭击世界之后，学术界可能会像20世纪早期遭遇了大流感时一样，经历一段没落的岁月”。这样的疫情爆发将是一个“黑天鹅事件”，一次从根本上加剧当前状况的，划时代的破坏。亚历山大认为，在大流行期间和经历大流行之后，每一所大学都必须努力应对政治混乱、经济不稳定以及巨大的文化和技术变革。黑天鹅事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对我们社会的其他部分产生的影响一样：暴露所有的裂缝、孔洞、薄弱的关节和发霉的补丁。猜猜新冠病毒接下来会影响什么？

一方面，新冠病毒大流行前后的世界将大不相同——几乎没有什么会维持原样；另一方面，这场大流行仅仅是暴露和扩大了已经分崩离析的东西。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次爆发既使以前写的关于教育的一切显得有些过时，又使某些文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

面对高等教育，就像面对整个美国社会一样，我们有两条路径可选：我们可以让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口中的“灾难资本主义”变得充满活力，利用这场危机来增加现有精英的财富和权力；或者我们可以像甘农（Gannon）所说的那样，去拥抱广泛的、集体的关怀伦理和“激进的希望” 。

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什么样的大学将在其中运作？凯瑟琳·菲茨帕特里克（Kathleen Fitzpatrick）呼吁人们对大学的内部文化及其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角色进行“慷慨考虑”。现在是看看我们能有多慷慨的时候了。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这也为我们为了人道的后资本主义未来愿景而战，而不去为甘农口中的“当前对‘死亡学校’的新自由主义式的迷恋”努力提供了更为正当的理由。

虽然甘农不喜欢用陈词滥调来将教学描述成一种高尚或神圣的使命，但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老师。学习包括“批判性地拒绝遵守当前的局限”；同时，良好的教学可以“帮助学生积极地干预他们自己的现实”。

新冠疫情下的美国校园

如果你在2020年，在大学内教书，你很容易就会变得愤世嫉俗。正如众人在Twitter上所说的，当你的班级太大或人数太多时；当教务长发邮件说，由于预算限制，今年不会因生活成本调整薪资时；当我们越来越多地通过类似公司的权力渠道来进行工作时；当令人毛骨悚然的教育科技公司侵入我们的课堂时；当人文学科的入学人数灾难性地下降时；当立法者在削减预算的同时嘲笑教授们有轻松的工作时；当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尤其是在保守派中）对高等教育这一理念的反感日益加深时，你很容易感到希望的幻灭。现实与教授是开着沃尔沃、拥有大房子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固有偏见不同，我们大多数人更像是能勉强能赚到我们的房租的、拥有博士学位的服务业工作者。

而美国社会在对待学生群体时，也同样（甚至更加）粗暴，他们除了让学生们面对将来的物资稀缺和不稳定性外，几乎不会对他们的未来做出任何贡献。甘农写道：

如今的大学生，远不是作为被认可的“天选之子”（entitled snowflakes）的一代，而是被围攻的一代。他们得到的资助和支持更少，在功能失调的机构中学习，生活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和两极分化的环境中。他们比以往任何一代的学生的工作时间更长，他们处理的与焦虑和心理健康有关的问题也比他们的任何前辈都多，他们面对的毕业后经济前景是如此黯淡，以至于婴儿潮一代完全否认就业前景的存在。他们面对着所有这一切，并且被比他们处境好上一倍的前几代人嘲笑，说这都是他们的错。

然后，新冠病毒出现了。

面对这一切，甘农认为“我们默认的教学方法应该是富有同理心和友善的。”每一间教室都必须成为“一个强烈欢迎他人和有着最大限度包容的地方”。 愤世嫉俗的人，包括一些教授，会反驳说，这让你变成了一个放弃所有严格态度的人。但实际上，善良和同理心是现实主义的更高形式——认识我们共同处境的方式。对甘农来说，同理心也意味着“怀着激进的希望而不是厌倦的犬儒主义”来进行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理想主义是实用主义的——如果你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你会更容易起床去工作，而悲观主义最终只服务于已经强大的人。没有人需要一个精疲力尽、愤怒、绝望的老师。甘农在这里追随了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的观点，弗莱雷说：“我满怀希望，不仅仅是出于固执，而是出于一种存在的、具体的迫切需要。”

带着激进的希望进行教学，必然是政治性的(正如甘农强调的那样，“中立是舒适的奢侈”)。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有终身教职的激进分子在让他们的学生发誓效忠左翼。我的意思是，如果大学的基本目标之一是教授批判性思维，如果这种批判包括质疑假设并包括去检验关于世界为什么是现在这样的既定陈述，那么高等教育就可能威胁到已建立的政治秩序。被课堂激发和培养的好学生——在教育中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参与者”——会提出问题。而现状并不需要太多这样的东西；人们最好还是闭嘴，签署他们的学生贷款。在新自由主义对高等教育的战争中，亨利·吉鲁（Henry Giroux）所称的“批判性教育”（“让知识变得有意义，从而让它变得具有变革意义”的公共教育学），在一个由市场逻辑主导的世界中并不合适。

甘农也承认，当真正实施批判性教学法时，“你是谁”这一点异常重要。换句话说，获得终身教职总比从事没有工作保障的兼职好，兼职者做的任何激进的事情，比如让学生设计教学大纲和作业，或者完全取消字母评级制度，可能会让雇主不满。如果有区别的话，甘农对这个巨大的资格轻描淡写地表示到：“如果你是一个新人，同时（或者）是个兼职教员，那么你可能没有能力进行这种教学改革，你的行动范围是有限的。”我就说!当你在没有办公室，甚至在不知道你现在的学校下学期是否会雇用你的情况下决定革新你的教学实践时，我只能祝你好运了。甘农对这个权力动态非常诚实，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多说一些。毕竟，这是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一大灾难，它严重限制了教师的自由。

布莱恩·亚历山大将《学术的下一步：高等教育的未来》献给“所有为建设高等教育的未来，付出得比任何人都多，却收获得比任何人都少的兼职教授们”。 他还观察到“趋势和元趋势（metatrends）都表明了美国高等教育的下降。”更为糟糕的是，“我们可能正在经历自由主义教育与崛起的反自由主义之间的全球冲突。”面对这些暗淡的前景，亚历山大承担了一个困难的项目，即描绘出学术界在未来几十年，大约到21世纪中期的所有可能。作为一本“关于未来的著作”，他的书基于目前的趋势作出了推断，但亚历山大很谨慎，尤其当他涉及到2020年之后的发展领域时，他呈现了多种可展开讨论的、甚至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叙述。

而在这些潜在的场景中，主题尤为突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会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由于人口和经济的下滑，大学将为争取人数正逐渐减少的学生而展开争斗；他们会雇佣更多身无分文的兼职教授，付给更多的高级管理人员更高的薪水；他们将把更大一部分工作外包给第三方企业家，这些企业有着像Schoology、InstaEDU、Smarterer和Knewton这样讽刺的名字；尽管教师们反对，学生们也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还是会将更多的课程转移到网上，因为正如亚历山大冷冰冰地表示，“低质量不一定是增长的障碍。”

也就是说，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开始做得很好。甘农是对的：在大多数地方，情况对学生和教授都是不利的。在获取资源和取得结果方面的巨大差异仍然存在，在该方面贫困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尤其是黑人，拉丁裔和美国原住民学生）远远落后于其他族裔。所有的学生都背负着比以往更多的债务，同时经常在破旧的设施中上课。与此同时，目前的总教职人员中，非固定教职人员比例达到了惊人的73%，亚历山大提出，到2030年，只有10%教职人员会获得终身教职。他强调，各种机构对兼职劳动力的依赖，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而且“学术劳动作为一个整体，在经济和政治上已经贬值。”与此同时，“校园劳动的转变”使得更多的行政人员赚得更多，但他们（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往往做一些模糊的工作。在确保不用投入更多的资金的情况下，州立法机构似乎对此并不介意。亚历山大认为，积极的工会组织和抵制是走出这一僵局的唯一途径，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零零散散的努力：“愤怒的教职人员通常没有建立起足以改变领导者薪酬的政治联盟。” 想赚取生活工资吗？去做个副总裁或足球教练吧。

或者教师们可以加入教育技术部门。尽管MOOC(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在2010年代中期遭遇了“炒作崩溃”，尽管存在着“教员抵制”技术化教学方式的“持续趋势”，但校园仍在推进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在线课程模块、专有应用程序和自动化。很快，相较于接受“批判性教育”，学生将更有可能获得“信息体验”。考虑一下亚历山大参观“增强现实校园”（“Augmented Campus”）的愿景； 他对此保持中立，但我对此感到厌恶，那感觉就像我发低烧一样：

我们走在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中，他们或是大步走动、或是在坐着或聊天，但他们当中戴眼镜的人数比遥远的2018年要多。有些人不戴这些眼镜，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微小的光芒，这似乎不会干扰他们走路或说话。

当我们去图书馆借参观者的眼镜之后，事情就清楚了。整个校园充满了增强现实的内容和服务。人们通过眼镜或隐形眼镜（因此会有微小的闪光）来获得AR。通过增强现实技术，教职员工和学生可以与互联网进行互动，包括浏览时下的社交媒体、获取课堂材料、进行购物和阅读家里的新闻。音频从连接到眼镜或隐形眼镜的耳塞被播放出来；微型麦克风可以接收到佩戴者所说的话。

也许我是个勒德分子（反对新技术或工作方式的人）。但是想象一下，随着这种技术的融入，大学可以在行政渠道内建立和集中化管理自己的“全景式监狱”。 这种技术化的监督（对不守规矩的教授和工会工作人员的控制令经理们垂涎不已）将从资源充足的精英学校开始，但这种情况会逐渐蔓延开来。每个人都想跟上哈佛的步伐。

当然，新冠危机已经显示出社会贫富之间的差距：社区大学将其wi-fi路由器转向停车场，以便没有家庭互联网的学生可以在车上学习，其他学校则依赖Zoom订阅和Blackboard门户进行教学，并且可以假定大多数学生拥有稳定的家庭宽带。亚历山大预测，这种鸿沟将会扩大。

他警告说，如果不进行认真的路线调整，我们将看到已经属于恶性等级制度内的人员和机构之间的“隔离将进一步加剧”。贫困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将背负更多的债务、毕业率也会更低；尽管精英文理学院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将维持原样，但大多数学校——尤其是为低收入和非白人学生提供教育的公立学校——将会衰退。这种“两层格局”将与种姓制度无异。许多学校会因破产而倒闭，这就是亚历山大所说的“弃后”（象棋术语，指放弃皇后来赢得生机）。在他所预测到的、最为艰难的情况下，我们将面临这样的处境：

在自动化和相关行业的推动下，社会经济精英统治着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主要由被剥夺了权利的穷人或工人阶级组成，精英们通过丰富的娱乐活动和无处不在的监控来维持秩序。从范围上看，这可能会成为一种近乎中世纪的存在，其社会基础是贫困的技术农民，而其之上是规模很小的中产阶级。

这是一个严峻的未来，伴随着“牺牲策略，代价高昂，但旨在从可能的灾难中拯救一些东西。”

但希望还是存在的，其体现在政治团结和对私有化数字技术的广泛怀疑上。游说团Tenure for the Common Good，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终身教职与兼职教职的联盟，于今年3月30日呼吁采取激进的措施应对新冠疫情，其中包括延长非固定教员的合同，并为目前在网上授课的兼职教授提供有力的机构支持。与此同时，约翰·华纳（John Warner）在“高等教育内部”（Inside Higher Ed）这一有影响力的博客上驳斥了一些学者所鼓吹的谣言——即在危机期间，是探索通过像Zoom这样容易被黑客攻击的在线平台进行教学的最佳时机。在他的网站上，亚历山大写了一篇关于紧急状态对高等教育的影响的文章。他指出，大流行可能导致许多可能的情况，其中一些比其他情况更乐观。其中有一种可怕的可能性，即一场持续一年或更长时间的“长期瘟疫”可能会摧毁世界经济，并以远比“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更糟糕的方式对高校造成冲击。

同样，现在我们有两条路：绝望或希望。我们——作为公民、家庭、学生、教师、工作人员——可以推动对美国教育方式（其中包括：免费公立大学）的重大改革。或者我们可以崩溃成愤世嫉俗的虚无主义者，并孤独地死去。作出你的选择。加农和亚历山大的书清楚地说明了利害关系，以及如果我们想要生存甚至繁荣，我们现在应该向哪条道路奔去。

本文原刊于《洛杉矶书评》。

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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