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日韩正在督促本国的企业搬离中国，但很少
中美贸易恶化以及新冠疫情以来，处于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和国家安全，欧美日韩政府发布了一系列鼓励政策：督促本国的企业搬离中国，搬迁到印度、东盟或者母国，以分流风险。
但根据美国最大的通讯社-美联社的调查结果：很少有企业搭理他们。
“我说知道的，现在没有一家公司正在推进任何搬迁计划，”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雷·塞耶丁表示。
而之所以企业家们对母国政府的鼓励政策冷眼旁观，懒得搭理，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目前，中国生产了全球大部分的智能手机和消费电子产品，在医疗设备、工业机器人以及其他高科技产品方面，也占据着越来越多的份额，此外，中国还是维生素C、抗生素等药物中间品、原料的最核心供应国。
为了支撑以上产品的生产，中国形成了庞大、聚集、且成熟的供应链基地，以iPhone为例，在深圳富士康（iPhone组装厂）附近，聚集了从手机屏幕、音频芯片到手机壳、包装盒的全产业链，可以以极低的成本，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iPhone的组装。
在广东番禺生产喇叭的美国商人菲利普·理查森也非常认同中国的供应链优势，他说：我曾经考虑过越南和其他国家，越南工人的工资只有中国的60%，但节省这一点人工成本，将被越南奇高的供应链成本和运输成本所吞噬；我想了大约一分钟，就放弃了“去越南”这个天真的想法，当你在越南去购买生产喇叭所需要的磁铁时，必须经历费时且成本奇高的国际运输和海关检查、关税，而在中国，我只需要打一个电话，磁铁就在同城的广州，当天运给我们。
同时，中国在70年内建立的发达基础设施（港口、铁路、电信网络）也可以让本国企业或外资，以极低的成本，极快的时间，运到国内市场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中国正在为绝大部分产业，提供着无与伦比的供应链”，美国一家管理咨询公司的负责人吉特·林表示。
尽管美国推出了药物中间品在北美重建的优惠计划；日本提供了22亿美元，让在中国的日本公司搬迁到母国或其他国家；法国、印度也宣布了在本国建立药品原料厂给予政府订单和援助金额的决定，但这些投入对于庞大的搬迁成本，杯水车薪。
著名评测机构惠誉说：这些政策都是政治驱动的，将推高成本，而中国作为全球供应商的主导地位在近期内不太可能改变。
在中国欧盟商会的一项调查中，只有11%的公司表示，它们正在“考虑将投资转移到其他国家”，这个数额甚至低于2019年的15%。
商会副主席夏洛特.鲁尔说：转移工厂或寻找非中国供应商来降低风险“意味着进一步的投资”，那么问题来了，“谁来付钱？”
一家准备在密西西比州生产口罩和隔离服的美国企业创始人查尔斯·M·哈布斯说：现在在美国本土生产，可以避免海运的问题，但这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口罩和隔离服价格比较高的前提下，一旦新冠疫情结束，价格回到正常水平，这种方法就行不通了。
“现在人们花12美元买了一件隔离服，但当新冠疫情结束时，隔离服将回到3美元或4美元，这时候美国的工厂就不赚钱了”哈布斯无奈的说。
据悉，目前哈布斯在中国拥有生产外科服、口罩和其他医疗器械的工厂。
美联社商业频道评价说：过去十年，许多跨国公司已经在亚洲推行了“中国+1”的战略。他们在东南亚建立了工厂，以服务于其他市场，或确保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但这些推高了跨国公司的成本。
在欧美社会步入老龄化，消费退化的前提下，14亿的中国市场，即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也是目前全球增长最多的市场，特别是中高端消费品。
在这样的前提下，把工厂放在最大市场内，无论是出于成本最低（供应链、运营、管理、运输、关税等综合成本最低）的考虑，还是要与最大市场建立良好关系，跨国公司都不会大规模撤离中国，
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一点，随着新冠疫情被制止：跨国公司大众汽车今年5月表示，将斥资20亿欧元(合22亿美元)收购其在华电动汽车合资企业的控制权，以及一家电池生产商的控股权。
而中国一解封，涉及航空产品、工业控制技术、汽车产品、涡轮增压器以及特殊材料的高科技公司霍尼韦尔，就把武汉作为新兴国家的总部，开始建设相关基础设施和人员架构。
尽管一部分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去了，但一批中高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进来了，且从中国利用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规模来看，FDI每年还在增加，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并不是一个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