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国发动对中国的“金融战”，可能会采取

张春子（资深金融从业者 ）

“随着国际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持续蔓延，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的风险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逆风”，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猖獗，国际地缘政治面临大分化、大变革、大重组等不确定性局面。”

第一，金融制裁是一种联合作战和系统战。

美国发动金融摩擦有多种形式，比如美联储与主权财富基金的联合攻击，可能采取的手段就是无节制的量化宽松货币、通过向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疯狂注入美元制造大量泡沫、借助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大幅调低目标国的信用评级。此外，美国还会鼓励其高度发达的对冲基金等非政府机构在东道国（地区）兴风作浪，围猎东道国（地区）的货币或重要资产、金融机构。金融攻击往往是不对称作战、隐形作战、具有强烈的自组织性、金融攻击往往是主权政府及其所控制的国际机构和对冲基金的联合作战、攻击往往发生在东道国（地区）处于经济转型或者经济风险急剧上升和集中爆发的最为薄弱的时期。

恒大研究院的任泽平博士等则认为美国在历史上发动的金融摩擦可概括为攻击金融制度、制裁金融主体和攻击金融工具（资产）三大层次，具体包括九大手段，即：第一，要求中国过快、过急推动金融自由化，尤其是短期资本项目自由化，助推并刺破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导致中国发生类似日本的几十年衰退；第二，借金融大开放之便，冲击并收购我国金融机构，提高在中国金融业的话语权，诱发银行业挤兑潮，打击中国金融体系；第三，美国直接制裁中国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和个人，开出巨额罚单，冻结资产；第四，阻断中资企业海外融资和技术渠道，包括做空中资股，搞乱香港，彻底毁灭作为中国大陆重要资金和技术来源的香港金融市场，逼迫中资股从美国金融市场退市；第五，美国对华发起汇率战。包括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限制从中国货物和服务进口，加征惩罚性关税等措施，单独或联合他国迫使人民币升值，短期内迅速做空人民币；第六，下调中国主权和企业信用评级，显著提高中国企业融资成本；第七，配合做空工具恶意做空中国股市；第八，美国可能通过衍生品等金融创新工具重创中国金融市场；第九，美国可能支持比特币平台，打击中国对资本流动的监管等等。

第二，“美元武器”是美国发动金融摩擦的核心工具。

一是美元汇率贬值战略。美元贬值是美国开展金融摩擦的重要手段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遏制日本的进一步强势崛起，对冲财政赤字剧增和贸易逆差大幅增长势头，美国于1985年对日本发动了第1次空前的金融摩擦，通过美元贬值强制日币升值。到1987年的两年时间内，日元就升值1倍以上，对日本的制造业形成致命性打击。美国借助美元贬值增加产品的出口，改善国际收支失衡状况，强力要求日本签署的“广场协议”，是彻头彻尾的金融摩擦和金融掠夺。“广场协议”（ Plaza Accord）的达成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元开始进入大幅升值渠道，从开始时的1美元兑360日元升值一度到最高1美元兑79.70日元，从而对以出口为主导的日本产业造成了历史性影响。美国并没有就此收手，在1987年10月，向日本发动第2场金融摩擦役，要求日本银行的资金借贷利率必须降到历史低点2.5%。在这样的利率环境下，大量日本制造业企业向银行借款炒作房地产和股票。1989年12月31号，日经指数上涨至39000点，整个日本陶醉在GDP全球第二、东京地价翻了几番、“日本收购美国”的一片“日本可以说并不”的虚假繁荣之中，却浑然不知美国的新一轮打击危机之将至。1990年1月，美国对日本发动第3次金融摩擦，挤爆了日本资产泡沫。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长期实施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没有实现经济增长目的，反而在泡沫破灭后导致日本经济陷入了20多年的萧条。日本的机构投资家们即使在蒙受着巨额汇率差损失，也不得不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而美国则在这期间不仅减少了“双重赤字”，同时国民经济也实现了“软着陆”。

二是金融投机资本攻击。1992年，英镑对马克的汇率不断下跌，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认为英镑可能要退出欧洲汇率体系，随后以索罗斯量子基金为主的对冲基金、国际银行以及大型跨国公司的财务部门共同发动进攻。索罗斯用20亿美元基金资本，5倍杠杆撬动100亿美元英镑空头头寸，最终获得10亿美元利润，索罗斯量子基金当年增长了67.5%，“投资大鳄”索罗斯一战成名，此战役最终导致英国央行亏损40亿美元和英镑大幅贬值。1997年7月2日，以乔治·索罗斯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投机集团故伎重演，再次疯狂狙击泰国货币泰铢，触发了严重的亚洲金融风暴，风暴所到之处不仅导致东亚各国货币大幅贬值，许多国家和地区还陷入经济金融和社会的全面危机。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许多金融机构相继破产倒闭。当时，即便日本和韩国是美国的盟友，也没有逃脱危机的巨大冲击。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打击日本重新崛起的威胁，积极促成了印尼、韩国等接受IMF的贷款协议，实行缺乏有效监管的金融自由化政策。1997年11月，金融风暴刮至韩国，导致其外汇储备几乎丧失殆尽，韩国货币韩元大幅贬值。此时，不仅深陷危机的日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难以拔刀相助，盟友大哥美国也断然拒绝了韩国金融帮助的请求，韩国政府不得不向IMF寻求总值为570亿美元的协议。韩元危机和资本热钱出逃导致韩国经济几十年发展成果一夜之间被打回原形，许多著名大企业和商业银行相继倒闭，使不久之前还沉醉在美妙的泡沫经济中的韩国国民瞬间坠入危机深渊。1993年，由于中英谈判出现僵局，政治形势对香港股市十分不利。在国际著名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带动下，国际基金疯狂涌入香港，在香港证券市场翻云覆雨。1993年，恒生指数从年初的5437.8震荡上行，1993年2月15日突破6000点，1993年12月24日时突破了11000点。1994年1月3日恒生指数突破12000点，1994年1月4日上升至当时的历史高点12559。此后，香港股市不断下滑，最终在距离1994年1月4日最高点下跌达36.8%后企稳。恒生指数发生了令人目瞪口呆的洗礼，始作俑者主要为摩根史坦利等财团，因此被国际投资界称为"摩根震荡"。

第三，挥舞金融制裁大棒。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加利·克莱德·霍夫鲍尔（Gary Clyde Hufbauer）指出，金融制裁是使受制裁国承受经济压力的三种方式之一，其核心是阻碍金融流动，比如商业融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贷，双边援助等，以及冻结受制裁方资产。金融制裁属于最为严厉的经济制裁形态，与一般经济和贸易制裁相比更是“刀刀见血”的制裁形式，是具有金融强势的一方为捍卫其核心利益和推行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到目前为止，由于美元仍占据全球金融霸主地位，因此全球大多数和主要的金融制裁行动主要是由美国发起的，具有非常浓重的单边主义色彩。

除了美国之外，欧盟、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韩国等国家对金融制裁也都有相应的立法。比如，欧盟对于资产冻结的金融制裁措施，则由欧盟理事会依照《欧洲共同体条约》第60条和第301条的规定颁布条例予以实施，日本在《外汇与外贸法》规定了金融制裁的实施原则，为日本基于国家利益实施金融制裁提供了法律依据。金融制裁对象分为对个人、企业、金融机构和国家（地区）的制裁。

金融制裁的主要内容是通过阻碍受制裁方的资金流动来对迫使其改变行为的一种强制性行为，徐以升等学者将金融制裁主要形式归纳为以下几种：

1.冻结或冻结并没收资产。比如朝鲜战争爆发之后，1950年12月16日，美国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的财产和资金。中国也于12月28日开始冻结美国在中国的一切资产；

2.财政制裁。一般指冻结或者取消预期应得的双边援助款项，或者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贷、商业融资等金融制裁手段，财政制裁是“冷战”后期被用作打击原苏联的重要武器。近年来，美国不仅严格遏制了伊朗从国际组织获得资金的能力，也使得投资者丧失了对伊朗经济特别是石油行业发展的信心；

3.切断被制裁对象美元获取能力和使用美元渠道。美国不仅可以借助自身金融力量截断其他国家获取美元的能力，也可以凭借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要求独立第三方国际金融组织机构不得对被制裁国提供美元结算和其他服务。美苏“冷战”后期，美国曾经控制原苏联获得硬通货的渠道来打压原苏联。在对巴拿马诺列加政府的金融制裁中，截断巴拿马获取美元的能力也发挥了巨大威力。如果在美元清算过程中进行筛选，发现有被制裁对象，则美国银行应当拒绝提供金融服务，甚至冻结被制裁对象的资产；

4. 禁止金融机构与被制裁对象交易。制裁国或国际机构切断其领域内的金融机构与被制裁国之间的金融业务进行融资、贷款等业务往来，从而达到切断被制裁国资金供应，扰乱被制裁国金融体系的作用。朝鲜和伊朗近年来就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此方面的制裁，一些金融机构因为参与交易同样受到了美国的严厉制裁。比如，美国指控法国巴黎银行（BNP）自2004年到2012年利用美国金融系统为苏丹、伊朗和古巴三国转移资金，为一家伊朗能源公司转移资金超过5亿美元，为古巴转移的资金超过17亿美元。为此，法国巴黎银行不得不支付89.7亿美元罚款，13名高管离职，涉嫌违法业务的纽约分行及其他分支机构暂停美元清算业务一年，2013年美国政府又将针对该银行的监管举措延长两年；

5. 制裁对方银行体系。近年来，美国对伊朗和俄罗斯银行业进行了强力制裁，制裁增加了伊朗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大量企业搬离伊朗，普通民众日常购买支付变得困难，束缚了国外投资和伊朗对外贸易，对伊朗国内经济“雪上加霜”。不仅如此，2008年3月，美国还促成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呼吁联合国成员国要“审慎地控制其领土内的所有伊朗银行的金融活动，尤其是伊朗国家银行和伊朗出口银行” ，美国不仅冻结了伊朗出口发展银行的财产，还撤销了针对伊朗银行业的包括第三方通道的全部综合授权。实际上就是关闭了“伊朗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最后一个入口”。其他金融制裁形式则包括封存账户、限制金融交易、巨额罚款、逮捕相关人员等等。

总的看，金融制裁是经济制裁中与金融相关的一个分支，它与经济制裁所要达到的目的大体一致，与经济制裁其他手段相比，金融制裁属于“高烈度”的经济制裁，金融制裁的实施需要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及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金融机构密切合作。同时，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等世界级金融电文网络也是实施精准金融制裁的重要武器。目前，国际贸易支付和结算主要通过SWIFT和CHIPS两家非营利性国际机构完成，因此，美国可利用其强大的影响力，要求这两家机构切断对被制裁对象提供美元结算和其他服务，迫使受制裁者无法从事美元支付、转账、结算等各种经济和金融贸易活动。

第四，反复利用美元利率武器。

美国人认为“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难题”。美元是世界货币，美联储利用提高和降低美元利率直接和间接影响国际资金流向，反复割取包括盟友在内的国家和地区的“韭菜”，获取巨大的政治经济和金融利益。在美国经济增长态势良好时期，美联储往往通过提高利率使更多资金从世界各地流向美国，提升美元价值，支持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持续繁荣。美国经济一旦放缓、遭受危机冲击或借债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美联储就会开动美元印钞机7*24小时印制美元，并通过大幅降息甚至零利率向市场释放大量美元，使全球债权人遭受实际损失，从而让美国以最少的金额还清以前的借款和负债。

在2020年4月份以来，随着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的大爆发，经济按下暂停键，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为了重振美国经济，已经将利率降至零附近，并且开动美元印钞机，到5月底，美国政府债务已经上升到25.7万亿美元，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张至7.03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在过去2.5个月中，美国就印了3万亿美元廉价美元。从历史上看，大量美元通过金融市场、贸易、银行间网络、投资等渠道流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必然会导致东道国货币大幅贬值，各类资产市场价格非理性上涨，各类信贷市场畸形发展，积累起巨大的风险。比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国内信贷额与GDP比例一度高达1倍到2倍。当东道国经济基本面弱化，外资就会通过抛售各类资产然后携带暴利大举出逃，导致东道国各类资产市场暴跌，甚至演变为经济金融危机。2020年一季度，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哥伦比亚比索、阿根廷比索分别贬值32％、32％、24％、9％，一些国家多年积累的国民财富几乎被"洗劫一空"。

第五，全面金融遏制战略。

前苏联垮台尽管主要是其僵化的内部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但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全面遏制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曾参与策划美国瓦解别国的秘密战略的彼得·施魏策尔（Peter Schweitzer）在其《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提出了美国的主要遏制策略：第一是推出“星球大战计划”，诱导苏联进入军备竞赛怪圈，用庞大军费开支拖垮苏联。同时，促使华约组织解体，使苏联丧失稳定和庞大的军火市场；第二是极限压低国际石油价，断绝苏联财路。苏联是能源特别是石油输出大国，油价暴跌必然使其国家收入大幅缩水；第三是严格禁止西方各国向前苏联进行融资，使苏联脆弱的计划经济体制丧失资金血液，美国不战而胜；第四是支持波兰等苏联担保的国家的反对派给政府捣乱，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期，波兰的原团结工会在领导人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的带领下通过大规模示威罢工等行动搞乱波兰秩序，迫使苏联耗费巨资这些政府；第五是支持包括本·拉登在内的阿富汗武装抵抗苏联入侵。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争使得苏联在花费400亿美元宝贵金融资源后仍然不得不撤出阿富汗。第六是美国金融机构的“割韭菜”掏心战。在原苏联解体前，美国一些头部跨国金融集团和投资基金来到前苏联，并在苏联境内设立了大量“独立核算”的皮包银行，一些“不用排队”、“微笑待客”、“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科学管理的“现代私人银行”，雨后春笋般地遍布了苏联每一个城市，让苏联人感觉这些机构服务周到、和蔼可亲，从而对西方金融机构产生了迷一样的信任，他们哪知这些机构是“笑里藏刀”。这些金融机构通过各种灰色手段，以相对高一点的利息和一杯免费的咖啡，以及高额借贷、私人银行、财富管理等花招方式，就吸收了大量苏联民间和企业的卢布储蓄。这些机构甚至向苏联中央银行、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大肆套取、借贷到巨额的卢布款项！原苏联银行的资金很快被全部被掏空，苏联也就没有了经济基础。与此同时，这些西方金融机构开始一方面唱衰和打压苏联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债券，另一方面则在市场上悄悄地开始了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债券的大收购行动，庞大苏联帝国的国有企业资产就一夜之间成为西方列强的金融机构的囊中之物。此时，美国的金融集团翻脸不认帐，拒不付给原苏联老百姓高额利息，并卷钱撤离，民众醒悟过来已经为时已晚，庞大的苏联帝国己被解体！1989年—1998年的10年间俄罗斯发生的这个金融战，可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由前苏联精英利益集团主动“送国”过程！（本文转自公众号“春思丹语”，已获作者授权）